上個月應邀到美國CAAPS（美東華人學術聯誼會）演講「台灣巧實力」，會後該會的張會長表示有一個問題不便在公開場合提問，就是國內藍綠惡鬥何時可以結束，大家好好做事？為什麼不時就會出現一些radical的候選人？晚宴席間也見到幾位每屆選舉必然回國投票的僑民，卻常嘆無喜歡的人選，反倒有極不喜歡的人選，使得每次投票，像在選less evil。

聽到這些說法，不禁想起去年十月八日公孫策在本報一篇藉古說今的文章，文末有一段話：「我新近認識一位朋友，正默默推動負數票制度……這當然還有很大的討論空間，但對台灣非藍即綠的困境，可以是一支木槌。」有趣的是，上月回國後居然巧遇公孫策的這位「新朋友」，談到他的概念，大意是一人仍然一票，對喜歡的人投正數票，也可以對不喜歡的人投負數票，被投負數就必須自所得正數票中扣除，如此可避免性向偏激的人當選，衝突也會減少，理性論證的空間加大。

誠如公孫策所說這個概念確仍有不少討論空間，但也確可以此概念為基礎進行思考；換句話說，這並不是一個乍聽就會輕易否決的意見，而且無獨有偶，與國際上一群學術工作者所關心的話題類似。

在國際學術討論平台Research Gate上，溫哥華卑詩大學的Jess Brewer於去年五月提出改進選舉缺失的建議，也就是Negative Vote制度；其想法大略是每一選民只有一票，該票可以投給中意的候選人（贊成票），也可以投反對票給最厭惡的一位。

Brewer認為這一機制可以創造很高，甚至百分百的投票率，可以阻卻極端分子，也可以避免只是比較不差（the least of two evils）的人還自以為頗受歡迎。意見披露後，先後有九位教學工作者參與網上討論，奧地利、印度、法國、冰島的教授表示該等國家有類似經驗或研究，但也存疑此一制度能否廣泛適用。

Brewer除感謝外，也補充說明，可能有半數選民在投票時是投給不見得中意的人（dislike），其目的是為了阻止極厭惡者當選。這種做法扭曲人格，更使許多人放棄投票。巴西學者提到是否政黨會故意提一特殊人士以吸收敵營的正數票？或是政黨故意運作使反對票投向敵營？Brewer則認為可能性不高，因為如此政黨必須提名二人或犧牲本身的正數票，再說選民也不至於如此易於愚弄。在討論中，似乎大家均承認，在巴西及印度實施的NOTA（None of the Above，以上皆非），與Negative Vote不同，較宜適用於強制投票的社會。

負數票制度能否付諸實施，可能會有爭議，但台灣實施民主迄今，捫心自問，是否常聽到周遭一些感嘆？「沒有像樣的人，不想去投票」、「都不行，只好投A，以免B當選」、「A太過偏激，絕不能讓他當選，但B、C我也不喜歡」等，如果這些說法有其真實性，就會產生一種怪異的現象：因為政黨提名的不當，結果有人放棄投票、有人投票卻心不甘、情不願，還要眼睜睜看提名失當的政黨及候選人總共拿去超過十億元的政黨補助款，這絕不是快樂的民主。

負數票在世界上不是主流思潮，但不能否認可以提升投票率，使選舉結果更具代表性。積極擁護某候選人的當然會站出來，原先對所有候選人都不喜歡擬放棄投票的人，因對特定候選人極不滿意也會站出來。重要的是，在這過程中候選人不敢太過極端偏激，因為可能吸收到負數票，如此論政也會較和諧理性；政黨及候選人更可以由所得的正、負數票（乃至對手正負數票的對照分析）獲得省思的機會，了解選民真正的喜惡，不會因「含淚」產生的得票率還自鳴得意。

負數票不會全盤解決政黨惡鬥的現象，甚至對選舉的結果改變有限，但可以釋放不同訊號，增進和諧，並有至少下列好處：一、不會剝奪對候選人都不滿意者的投票權。二、以往投給less evil候選人的選民，可以有較符合其意願的選擇，也不致影響選舉結果。三、迫使政黨謹慎提名，以免得到的都是負數票。四、如因此減少政黨（候選人）補助款，可節省公帑移為公共建設。

負數票制度值得國人思考，思考過程中最困難的可能是程序問題，因為如不能期待立法院願意討論／通過這種可能影響不少現任立委的條文，就可能要考慮較具技術難度的創制或公投了。

（作者為總統府資政、東吳大學法商講座教授）